服饰消费也是近代早期雇工家庭日常消费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农业雇工的服饰消费直接与他们的财富水平相关。在１７世纪早期，英格兰西北部坎伯兰郡的雇工服饰的平均价值为１０先令。该郡霍姆修道院的雇工乔治斯普罗特在遗嘱中记载的服装仅仅包含一件皮革上衣和一条蓝色马裤。北米德兰和西米德兰地区庵工服饰的平均价值约为８先令；东昂格利亚地区为１３先令４便士；沃里克郡，赫特福德郡以及萨默塞特郡雇工服饰的平均价值则约为１英镑，偶尔会达到２英镑。
例如，萨默塞特郡波尔特布里村庄的约翰菲斯谢尔拥有两件外套，两件夹克，一件紧身上衣，双长筒袜，一顶帽子，他的服饰总价值约为１英镑。从上区域差异中可以看出，富裕地区的雇工在服饰方面花费要更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富裕雇工家庭的消费类别更广泛，所以雇工的服饰消费比例不一定与财富状况成正比。艾维里特对农业雇工遗嘱进行研巧后指出，在１５００－１６４０年之间，农业雇工服饰方面的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约为７％。其中，在更为贫困的地区（例如西北地区），该比例达到了１２％；而在较为富裕的区域（例如东米德兰地区），该比例仅有５％。除了在服饰消费方面的地区差异以外，雇工在日常生活中的着装也会因场合也有不同。在工作的时候，雇工往往会穿的简单一些，例如穿由麻布、帆布或者兽皮制成的衣服；而在一些节假日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一些正式一点的衣服，例如一整套粗纺毛织物。
有学者对１６世纪普通劳动者的服饰进行了这样的总结：＂１６世纪上半叶，普通劳动者穿的多是厚重粗呢绒或坚硬皮革制成的衣服。到１６世纪下半叶，随着新毛呢纺织技术的引进和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普通大众穿上了质轻价廉的新毛呢服饰＂。随着近代早期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民众在服饰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约翰斯泰尔斯在对理查德莱瑟姆的遗嘱分析时指出，１７４３年以前，莱瑟姆家在服饰方面的消费仅为５０先令／年。而在１７４２－１７５４年之间，莱瑟姆的女儿们长大成人并能通过从事棉纺王业生产来增加家庭收入时，他们的服饰开销也大为增长。
他们可以购买到一些质量较好的服饰，例如用蓝色花瓣装饰的锦锻。在此期间，这个家庭的年平均开支从１６英镑上涨到２８英镑时，服装方面的开支则增长了4倍。对于１８世纪英国普通民众服饰的改变，无论是当时的英国人还是国外来的游客都有提及。约翰·斯泰尔斯在对英国民众的服饰研究中指出，１８世纪雇工群体购买的服装数量越来越多。
综上所述，在近代早期英国乡村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农业雇工群体在服饰方面的消费主要呈现了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服饰消费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有了明显增多，表明农业雇工家庭成员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并且越来越愿意装扮自己；另一方面，在服饰消费的类别和质量上也有了较大的改变，粗呢或皮革制品以及羊毛纺织品逐渐被各类物美价廉，且色彩丰富的棉纺织品和亚麻布制品取代，雇工在服饰消费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对于雇工群体而言，这两方面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该群体服饰消费的转变。
雇工群体是近代早期英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近代早期英国乡村地区各项重大变革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在近代早期英国乡村社会变迁给雇工群体生产生活带来诸多影响的背景之下，对该群体在生产劳动方面采取的应对措施，化及他们在物质消费方面呈现出的变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该群体实际生活状况的认知，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近代早期英国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首先，近代早期英国在经历１５５０－１６５０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和１６５０－１７５０年人口增速放缓的同时，物价方面也呈现出了类似地变动。农业领域圈地运动的开展推动了农业雇工群体的扩大，而集约型经济作物的种植扩大了农场主对雇佣劳动力的需求。农作物以及畜牧产品的变化为雇工饮食的改良提供了可能。在工业领域，近代早期乡村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农业雇工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农业劳作以外，他们可通过参与各种＂副业＂生产活动增加收入。
此外，市镇和集市的发展为农业雇工群体与市场的联系提供了便利。总的来看，在乡村雇工群体的生产生活受到人曰和物价变动影响的同时，该群体人数逐渐増多，而变化了的经济环境无疑为他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创造了新的条件。其次，通过对乡村雇工各类生产活动以及家庭收入构成的考察，我们可发现，除了雇工家庭的小块王地耕作以外，他们的重也放在了外出劳作上。除了参与农场生产以外，农闲时参加各种＂副业＂生产活动已成为十分常见的事情。雇工家庭中的妇女和儿童往往也会参与到各种工农业生产活动中，他们的劳动报酬也是家庭收入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尽管劳动收入高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工作类别、个人能力、性别以及年龄等，但整体而言，近代早期英国雇王群体的工资数额呈现增长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雇工劳动收入中的＂实物＂报酬使得他们较少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总之，对于包括女性雇工和儿童雇工在肉的乡村雇工群体而言，他们在生产领域对于乡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依赖曰益加深，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了他们从小农经营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移。最后，从雇工家庭的物质生活变迁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地改善。饮食方面，他们更多的食用小麦面包，饮用啤酒，并且肉食种类也变得十分丰富；服饰方面，种类和质量变得更加多样，他们在服饰方面的开销也越来越多；房屋及居住条件方面，房间数量明显增多，房间专业化功能逐渐增强的同时，雇工群体逐渐表现出了对居住环境舒适度的重视。
此外，家庭用品的质量有了很大程度地提升，并且家庭物品中还出现了少量的奢侈品，例如镜子等。根据雇工遗嘱的记载以及各类物品所需的工艺可以看出，雇工家庭的各类物扇消费越来越依赖乡村市场的供应。而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这种依赖性在１６５０年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湿。
过去对雇工群体生活水平的研究中，费边主义者过分强调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贫困，这无疑将该问题简单化了。尽管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变革导致雇工群体逐渐脱离了小农经济，但是适过对雇工家庭满费的考察可以看出，该群体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转型时期展现了更为富足的一面，他们的生活水平呈现的是上升态势。当然，早有学者追溯雇工群体的日常消费变化时就曾提出过这种上升状态，还有学者从＂勤勉革命＂，及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等角度对这种上升的生活水平进巧了一定的解释。
乡村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在一定趕度上也推动了雇工群体生活水平的提升：在雇工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市场供应的时候，市场能够满足他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同时，雇工群体消费观念的变化，例如更加重视产品质量和购买奢侈品等，也表明，他们的消费习惯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带来的影响。
总之，在近代早期英国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变革的背景之下，雇工群体人数増多的同时，他们的生产活动对外出工资性劳作的依赖性也在逐渐増强。他们慢慢的从传统小农经济中分离出来，对乡村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及依赖程度逐渐加深。而随着乡村商业化的进一步发展，雇工家庭更倾向于从市场上获取各类消费品，雇工群体的生活水平有了明虽提高。无论从生产还是消费的角度看，雇工群体与乡村市场之间的联系都愈加紧密。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变革为这种联系营造了客观环境，而雇工群体的生产消费选择无疑推动着近代早期英国乡村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巧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