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沃尔夫看来，儿童的模仿行为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行为，并不是打印机打印照片式的机械重复，作为模仿者的年轻人需要积极主动地进行模仿。他同意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模仿的动物，同时主张表演能力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能力，它只有通过模仿来习得。也就是说，人既需要表演能力，也需要模仿能力。
以学会踢足球为例，如果只有对足球的兴趣，也理解足球的规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模仿，如对他人踢球姿势的模仿，才能真正会踢球。不仅是足球，很多场合下，儿童都是通过“身体”去学习表演和进行模仿的。通过“柏林仪式研究”，沃尔夫发现，模仿的出发点往往是“想要像别人一样”的愿望。在模仿过程中，儿童将自身的渴望投射于想要模仿的他人身上，同时“拷贝”他人的行为，并在模仿过程中将其内化，使之成为自己内心形象世界和观念世界的一部分。模仿过程不仅包括“面对面”交流的人，也包括地点、空间、对象事物、想象中的事物、行为、情境和事实等。通过模仿过程，儿童可以在家庭、学校、媒介等环境中习得各种价值、观念和规则等。
在学校生活中，最重要的模仿过程除了发生在师生之间外，也发生在学生群体之中，年龄小的向年龄大的学生模仿学习，落后的向优秀的学生模仿学习，年龄大和优秀的学生也通过向他人表演和被他人模仿而强化提升自己。“柏林仪式研究”更重要的启示在于：把仪式及其过程中的表演-模仿，与教师的专业能力联系了起来。他们主张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创造并运用仪式来营造校园文化和教学氛围，这应该成为教师的一种基本能力，即“创造仪式”的能力。
其中，学校中的“就餐仪式”得到德国教师的普遍重视，他们尝试在第一次课间休息时和学生们一起吃早餐，而且还利用午餐等就餐场合，精心建构出具有教育氛围和教育价值的“仪式细节”，如在就餐前，以敲锣为号，开始数分钟的静默，在静默中学会感恩，培养耐心，想象如何在就餐中与他人在互助中和谐相处等。所有创造出的仪式都是在提出并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仪式最有利于儿童的学习和成长？
自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来自西方的教育思想与经验，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国，使我们有了审视教育和再造教育的另一种眼光。德国教育属于西方教育的一部分，与他国共享一些最基本的教育价值观和教学方式，但同时，又拥有自己的教育个性。原因很简单：它是德国，不是英国和美国，也不是法国，德国的教育世界来自德国的文化世界，德意志文化作为根基和底蕴渗透于教育之中，透露出典型的德国特征。若以中国和美国为参照系，这一特征就是：比中国更自主自由，比美国更严谨规范。
在幼儿园里的德国孩子，从1岁开始就自己吃饭，2～3岁自己穿衣服、穿鞋，学会照料自己。老师即使就站在旁边，除非迫不得已，从不插手。这是一种朴素的教育理念：让孩子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尝试做还不会做的事情，大人不要包办代替，不要让替代成为教育者的习惯，更不要让依赖他人成为孩子的习惯。比让孩子自主行动更重要的是，让孩子自主独立思考，给予孩子充分自主选择、自主表达的权利和自由。
从幼儿园开始，孩子就有自主选择的机会，中午是否午睡，不午睡的儿童是去游泳，还是去天文馆参观等，都由孩子自己决定。对孩子来说，幼儿园就是“游乐园”，不是一个“学习场所”，孩子没有任何学习任务，教师也没有任何教学任务。德国幼儿园的老师恐怕很难想象，中国幼儿园开设的那些名目繁多的学习课程……让儿童享受童年，让儿童过儿童自己的生活，这不仅是德国教育，也是整个西方教育的共同理念。
进入小学后，小学生们依然十分轻松，每天中午一点半就放学了，而且没有任何家庭作业，所有作业都在学校课堂中完成。作业也很轻松，作业量甚至都可以由学生自己来选择，量力而行。与美国类似，学生在课堂上有充分的提问权，整堂课很多时候就是围绕着学生提出的问题来讨论。老师也会提出自己的问题，但尽量不提供唯一答案，不轻易作出对与错的判断，而是让学生自主发现各种可能的答案。
学生在教学中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基于自己选择的某一问题，广泛搜集材料，然后面对全班同学作报告，台下“观众”或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或进行质疑，表达不同观点，或提出各种建议，让报告者心悦诚服……不仅是在教学过程中独立思考，在班级管理中也时有体现，如遇到某些问题，班长需要主动跟校长交流，学生决不会对校长言听计从，总是在交流中提出自己的想法。他回来还要面对全班同学的质询。这样的班级仿佛就是“议会”，每个学生都是“议员”，都有权利向“总统”（校长）、“总理”（班长）、“内阁部长”（其他班级干部）提出质疑，表达诉求。
学生拥有的种种自主自由，不是没有边界的自由。德国的文化传统中对秩序、规则和严谨的追求，也弥漫于教育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德国中小学教师也会定期举行各种研究会议，但他们的研究会议不是我们中国以“教研组”为单位的“教材教学教法研究会”，而是“学生行为研讨会”。他们不是特别看重学生成绩，但却对学生的行为规范问题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