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基督教的游戏伦理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游戏被逐出教会的空间。因为宗教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宽容性很小，说白了就是对教条的执行极为严格。
但即便如此，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教会都没有有效的控制人们平常生活中的游戏活动。最后，游戏的伦理问题和它的功用性问题已经不仅仅属于教会思想的范畴了，世俗社会也开始了对游戏本质和其目的的思考，并在教育中加以实践应用。
第二个变化，就是人文主义游戏伦理的兴起。因为对于游戏的伦理讨论不再局限于教会，此时的欧洲又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十分重视游戏的教育性和其功用性。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一系列讨论与实践，游戏也慢慢的成为了教育儿童的一种方式，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寓教于乐。
属于儿童的游戏
从15世纪开始，儿童玩具或儿童游戏的场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欧的宗教肖像画当中。在插画里，报喜的小天使往往就是一个普通儿童的形象，他们的手里还会拿着一些玩具（如铃铛）。
包括达·芬奇、拉斐尔在内的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都创作了一系列以童年耶稣和施洗者约翰在圣母膝下游戏为主题的画作，他们的玩具有时是小十字架，有时是一些世俗化的小玩具。
在这些人文主义画家的视野中，游戏已不再是一种罪，甚至也不是一种中性的妥协产物。相反，游戏变成了纯真和圣洁的象征，这是游戏伦理由宗教转向人文主义的重要表现。
这些思想在16世纪的画作中有着大量的体现。年佛莱芒画家扬·斯特拉达努斯的《诞生》、年法国画家纪尧姆·勒贝的《儿童游戏三十六图》组画、年法国画家雅克·斯特拉的《儿童游戏与娱乐》组画等。这些画作都呈现了大量的儿童游戏画面，浓烈的基督教色彩消失了。
在中世纪，儿童与成年人的界限极为模糊。也就是说在中世纪，孩子只是小人而已，孩子和成年人的区别是仅仅限于生理上的。而在其他方面，儿童与成年人实际上是无异的，这表现在中世纪时期儿童的服装、教育和等等一系列方面。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认知，要知道儿童在心理上和成年人的差异也是巨大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游戏观念中，人文主义者在探讨儿童游戏问题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多少的强调游戏的教育和劝诫功能。而成年人的游戏活动则几乎不在此列。儿童开始明显地从成年人的世界中分离出来，变成一个需要特殊隔离和照顾的群体。这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中世纪错误的认知方式，而认知方式的改变则带来了教育方式的改变——要有针对于儿童并适合于而儿童的教育。
游戏的功用性：教育和锻炼
在15世纪初，曾经有人严厉反对让任何儿童进行游戏活动，因为他们认为对孩子的成长毫无益处，而只会助长他们的虚荣心。这种观点一直到16世纪末都还有影响。不过，宽容的观点是人文主义者思想的主流。伊拉斯谟主张学习应该是开心的，而不是受罪，而如何能让孩子们感到学习是开心的呢？在伊斯拉莫看来，游戏活动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工具。
伊斯拉莫同时又对儿童的游戏作了诸多规定。他认为适度的游戏有助于提振精神，并且他还特意强调儿童在进行游戏活动的时候要注意行为举止，包括不能作弊、不能说脏话等。他甚至更明确地指出，儿童在游戏中应当像在饭桌上一样懂得克制。
有意思的是，人文主义学者普遍鼓励儿童在游戏时赌点什么。比如说：一两个小钱的赌注是可以接受的、就当是购买消解疲劳的药方，否则孩子们很快就会厌倦游戏。但赌注不能太大，否则无论输赢，情绪都会受到影响。伊拉斯谟曾经写道：两个玩网球的孩子商量着赌多少钱。甲说不要赌钱，输了弹一次鼻子。乙说他更爱自己的鼻子而不是钱。甲表示同意，但认为总得赌点什么，不然提不起精神。最后他们决定赌钱，但赢的人要买点心与同伴分享。
他还写到一个法国小孩和一个德意志一代的小孩玩滚球的例子，法国小孩说赌钱不优雅，不如赌各自祖国的荣誉:如果他赢，德国小孩就喊三次法国万岁;如果他输，法国小孩就要喊三声德国万岁。
但这些人文主义学者也特别强调，无论是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说，游戏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无论输赢都要保持快乐平和的心态。他们甚至更进一步的指出，在跟技巧不如自己的人玩游戏时，偶尔要让对手赢一下，这样游戏才会变得有乐趣，一边倒的游戏是不会让参与游戏的人体会到愉悦的。在和身份低微的人玩游戏时，出身高贵的人要忘掉自己的高贵出身，这样可以让游戏无论从实际角度还是从心理角度都变得更有趣味性。
当然，在人文主义学者的眼里，游戏也有等级之分，他们强调人们要玩诚实的游戏，这个划分的标准也留有一些中世纪的宗教性。比如，巴黎的老师只允许玩网球，但有时学生会偷偷地玩纸牌——小男孩玩羊拐，更坏的孩子则玩骰子。
因此，游戏的等级从高到低是网球、羊拐和骰子。这与基督教的游戏伦理基本一致。人文主义学者认为，游戏必须既能放松精神又能锻炼身体，并符合季节和健康状况。纯粹靠运气来决定结果的游戏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游戏应该是技巧和运气相结合的，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增加游戏活动的趣味性，从而达到教育和锻炼的目的。
当然，无论是人文主义者还是中世纪的学者都强调游戏要适度。即以恢复精力为限，同时要有适当的玩伴。游戏可以有适当的赌注，但绝不可过高。而且游戏中不应出现作弊、贪婪、赌咒等现象。
在拉伯雷身的《巨人传》中，其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游戏观念。在书中，高康达师从一位叫作呆头鹅大师的旧时代的学究受业多年，却变得呆头呆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另一个名叫快乐幸福的少年，他因为师从一个名为雄壮有力的人文主义导师，因而表现得彬彬有礼、聪慧异常。
于是高康大按照父亲的要求改拜这位雄壮有力为师。雄壮有力并不急于改变高康达的学习和生活方式，而是叫他仍照过去的习惯去做。以便弄明白高康达过去的教师，费了这样长的时间，却把他教得这样晕、傻、糊涂，用的是什么方法。
在书中，雄壮有力让高康达服了一剂药，把把他脑筋里的全部疾病和恶习，统统泻掉，然后才展开了人文主义的新式教育。在这种新的教育体系下，高康达不浪费一刻光阴，生活变得井井有条，一切行为都有明确的目的，而且高康达可以不受拘束地游戏。
发展到最后，游戏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教育手段，而且教育对象也不仅限于儿童了:老式网球等球类运动可以锻炼身体，打牌可以练习算术，唱歌弹琴可以练习声乐。马术、骑马冲靶、耍刀枪、狩猎、跑步、跳远、游泳等则变成了军事训练的手段。
到了17世纪，随着儿童教育日益系统化，游戏的教育功能也被更多地发掘出来，并且与刚刚兴起的学科分类和相关知识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幼年时期，法国宫廷就花费巨资给他们定做了大量玩具，让他们学习和认识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包括文学、音乐、舞蹈、军事等等。
结语
在近代早期人文主义学者们的游戏观和对游戏的教育实践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第一，游戏已经不仅仅是游戏而已了，它开始变得具有教育和锻炼的性质。在中世纪时期，游戏只被人们视为一种放松活动。
第二、人文主义者所